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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僑務工作先驅張弼士
2012年NO.3 僑務回顧 作者：王明惠
張弼士(1841—1916)是清末民初著名的華僑實業(yè)家、外交家、教育家、愛國僑領、中國僑務工作先驅。張弼士18歲只身下南洋，白手起家，從工人做起，在南洋創(chuàng)辦墾殖場、錫礦場、船務公司，經營銀行、醫(yī)藥等行業(yè)。致富后，張弼士不忘祖國，以極大的愛國熱情回國投資興業(yè)，踐行“實業(yè)興邦”的救國理念，投資的范圍涵蓋農業(yè)、工業(yè)、礦業(yè)、商業(yè)、交通業(yè)、金融業(yè)、醫(yī)藥業(yè)等行業(yè)，對當時中國經濟社會發(fā)展產生了巨大影響。與此同時，張弼士先后擔任清廷駐檳榔嶼副領事、駐新加坡總領事、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檳榔嶼管學大臣，民國總統(tǒng)府顧問、工商部高等顧問、約法會議議員、參政院參政、廣東總商會總理、全國商會聯(lián)合會會長、南洋勸業(yè)會廣東出品協(xié)會總理、中華游美實業(yè)團團長、全國華僑聯(lián)合會名譽會長等職務，分別代表清政府和民國政府處理南洋華僑事務和僑商事務，竭誠維護華僑和華商的正當合法權益，成為跨世紀的僑務工作先驅。
一、為僑請命設領護僑
張弼士愛國愛僑之心源自于深沉的“家國意識”和華工經歷。張弼士在青年時代就立下報國宏愿：“大丈夫不能以文學致身通顯，揚名顯親，亦當破萬里路，建樹遐方，創(chuàng)興實業(yè)，為外國華僑生色，為祖國人種增輝，安能郁郁久居鄉(xiāng)里耶？”初到印荷巴城，他舉目無親，工作難找，得到過巴城大埔會館的幫助，當過苦力、雜工，度過三年“出盡牛馬力，換來豬狗食”的華工日子，對華僑在海外打拼受到的侮辱歧視感受尤為深切。張弼士致富后，印荷殖民政府以 “興商辟地，增益稅務，有功地方，禮遇甚隆，欲授以職”，被他婉辭謝之。人問其故，張弼士回答說：“吾華人當為祖國效力也”。然而，當清廷出使英國大臣龔照瑗問他：“現(xiàn)中國貧弱，盍歸救國乎？”張弼士表示：“懷此志久矣！”1889年，張弼士致函山東登萊青道尹兼煙臺海關監(jiān)督盛懷宣，“請速設領事保護南洋各埠華僑，以免受荷、西殖民主義的虐待”，向清廷疾呼在海外設領護僑。
二、任清廷駐外領事管理僑民事務
1862年，在內外交困的背景下，清政府開始重視海外華僑的作用，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兼理招用華工事務。1901年，改為外交部，成為中國官方最早的僑務機構。1877年以后，清政府在海外設立領事館保護僑民和華商，派遣官員、軍艦到海外宣慰華僑，解除海禁政策，頒布法例，吸引僑資，發(fā)展民族工業(yè)，派遣專使，推動華僑教育，允許華僑回國參政議政。1893年，清政府廢除“海禁”政策，對傳統(tǒng)僑務政策作了較大調整。1892年，經過清廷駐新加坡總領事黃遵憲考察后，認為張弼士“智計過人，群相推重，足膺斯任”，由駐英國公使薛福成報請總理衙門，決定任命張弼士為駐檳榔嶼副領事。張弼士在任職期間，“實心任事，安撫僑民，聽斷廉明，興利除害”，受到華僑和洋人的稱道。1894年，黃遵憲奉召回中國，龔照瑗以張弼士“久歷南洋，熟諸情形，堪以暫未代理”為由，奏請張弼士代理新加坡總領事一職，獲清廷批準。旋后張弼士被清廷正式任命為駐新加坡總領事。新加坡轄地更廣，法訟益忙，張弼士“性慈祥，尤復精細聽訟，務盡其辭，反復開導，從無抑勒，兩造其甘。凡有利于僑民者，竭力振興，有害于地方者，實心除革，恩威并濟，潔己奉公”。新加坡又是“繁盛之區(qū)，五方雜處，僑民省份不一，易起猜疑，”張弼士“開誠報公，化除畛域，悉以是非為衡，莫不秉公辦理，華洋口碑載道，無有異辭。舉凡僑務，張弼士無不以身示范，甘當表率，”其以人為本，愛僑護僑之德，深得新馬華僑的愛戴。至今在新馬地區(qū)還保留有許多張弼士遺跡，寄托當地華僑華人對他的感思。
三、創(chuàng)辦華僑學校發(fā)展海外華文教育
1904年，張弼士與戴春榮獲清廷諭準，共同捐資在檳榔嶼創(chuàng)辦第一所華僑學校—中華學校，光緒皇帝頒賞“聲教南暨”匾額及一套《圖書集成》藏書。張弼士以南洋管學大臣身份主持掛匾藏書典禮，他在演講中說到“國家以近來貧弱之故，皆由于人材不出；人材不出，皆由于學校不興……況我等旅外埠，積有財資，眼見他西國之人，在各埠設立學堂甚多，反能教我華商子弟，而我華商各有身家，各有子弟，豈不可設一中文學校，以自教其子弟乎”，并即席捐了五萬元興學，捐常年經費一千二百元，獲得眾僑領的響應，在席上籌得十萬元。張弼士出錢又出力，推動南洋華僑教育發(fā)展。檳榔嶼中華學校的開辦，對新、馬華僑教育發(fā)展起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繼其后興立了新加坡養(yǎng)正學堂、端蒙學堂、啟蒙學堂、吉隆坡尊孔學堂、霸羅育才學堂，以及樂育學堂等八間華僑學堂，成為南洋華校的開路先鋒，為南洋華僑教育發(fā)展奠定了基礎。至今，馬來西亞是全世界除中國(兩岸四地)之外華文教育最為發(fā)達的國家，形成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到大學的華文教育體系。張弼士不但在南洋首先出資創(chuàng)辦中華學校，而且還為香港中文大學捐銀10萬兩。在廣東汕頭購買樓房百余間，設置育善堂，堂產用于國內福利基金和資助外出學子讀書的輔助經費。晚年還遺言捐助廣州中山大學和嶺南大學建校舍。其裔孫遵其遺囑在嶺南大學捐建“張弼士堂”。
四、發(fā)起成立中華總商會團結華商
在張弼士、黃遵憲、容閎、胡亞基等清廷駐海外外交官的推動下，晚清政府終于意識到海外華僑對國內經濟社會發(fā)展的作用，在外交家薛福成的提議下，于1893年廢除了“海禁”政策，允許華僑回國置業(yè)投資。張弼士于1903年、1904年分別向清政府奏陳《振興事務條議》、《招來華商振興商務奏折》，提出“由商埠擇其聲望素之員，奏請?zhí)嘏煽疾焱獠菏聞沾蟪迹睫k閩廣農工路礦事宜，予以保護華商之任，周歷各埠，切實開導，動之以祖宗廬墓之思，歆之以衣錦故鄉(xiāng)之樂”。張弼士竭力幫助清政府形成招徠海外華商的政策，說服清政府相信華商的財富和能力可以報效祖國的經濟建設，以圖富民強國之路。1901年，清廷實行“新政”，訓令各省督撫，延攬南洋華商，回國投資，興辦實業(yè)，賜予高官勛爵。張弼士聲譽卓著，首當其選。1903年6月14日，慈禧太后、光緒皇帝召見張弼士，賞侍郎、三品京堂候補，俟設立商部后，交商部差遣委用，勉其招徠華商，振興商務。1904年，張弼士回國述職，被清廷任命為太仆寺正卿并充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隨后，奉命率商部官員到南洋考察商務，抵達新加坡時張弼士在同濟醫(yī)院召集各幫商人，勸說他們成立商會，并率先捐獻三千元作為籌備經費，獲得出席者支持，很快就招募了600多人入會。1906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宣告成立，張弼士被推舉為總董。確定以“加強華商的溝通與團結，保護新加坡華僑的利益”為商會的宗旨，將華僑、華商聯(lián)合起來，增強了華僑和華商的團結，密切了華僑和華商與祖國的聯(lián)系。在張弼士的積極推動下，20世紀初，中華商會和中華總商會在海外紛紛成立，成為海外華僑社會的領導中樞，負責協(xié)調華僑社會矛盾，代表華僑社會對外交涉，保護華僑和華商利益。1910年，清政府邀請海外華商參加在南京召開的南洋勸業(yè)會，張弼士出任廣東出品協(xié)會總理。在張弼士“實業(yè)興邦”思想影響下，在其身體力行帶動下，清末民初，海外華商紛紛回國投資，興辦實業(yè)。興建了繅絲廠、火柴廠、鐵路、電影院、戲院、巴士公司、電燈公司、百貨公司、房地產等民族經濟實業(yè)，促進了中國尤其是廣東的經濟社會建設發(fā)展，奠定了廣東僑鄉(xiāng)的發(fā)展基礎。
五、設立公司接待所維護華商利益
1903年，張弼士向清廷上書《奏陳振興商務條議》，指出：“南洋各埠多有華商出洋貿易，熟悉中外情形，尤深明于君國身家相互維系之意，雖僑居海外，心恒不忘故土，其忠愛悃忱，朝廷深為嘉尚，迭經諭令沿海各省，于流寓華商回籍時，設法保護。各埠華商人等，凡有事回華者，均責成省督撫飭，切實保護，即行妥定章程，奏明辦理，倘有關津丁役，地方胥吏及鄉(xiāng)里莠民藉端訛詐，即予按律嚴懲，絕不寬待。”1904年，張弼士任商部考察外埠商務大臣督辦閩廣農工路礦事宜，1905年，張弼士向光緒帝上書稱：“迭面奉諭旨以華商出洋貿易咸有不忘故土之恩，尤宜切實保護。……惟查實沿海各埠關津復踏往往華商回籍，不無劣蠹役痞棍莠各色人等，藉端訛鎖之弊，以致身家財產顛覆堪虞，言之殊堪痛恨。”身為清廷大臣“奉命任事，深感保護無方，且道里窎遠，耳目有所不及。”為保護回籍華商利益，張弼士向社會發(fā)出布告，在廣州市靖海路張弼士督辦閩廣農工路礦事宜總公司下設立接待所，遴派委員接待，示仰回華眾商知悉：嗣后遇有此等情事，準其隨時到總公司指名稟控，無論何色人等，一經密查屬實，即行奏請地方官按律從嚴懲辦，以儆刁風，而安商賈。除禮拜日不計外，每日上午十點鐘至十二點鐘，下午二點鐘至四點鐘，華商均可以來訪，無論面訴或繕稟詞，悉聽其便，不拘禮貌，不尚虛文。張弼士還莊重承諾：“本大臣言出法隨，端斷不虛設。當擇要詳告或俟批示，決無延留”。以期達到“其舊有積習與夫胥役需索，種種弊端，犀利剔除，上下聯(lián)洽，商務日有起色”的目的。張弼士既全力在南洋招徠華商，投資興業(yè)，發(fā)展農工路礦產業(yè)，更竭力利用他的影響力和清廷賦予的權力，維護華商在國內的合法權益，體現(xiàn)出其拳拳赤子之心和深厚的愛國愛僑之情。-(作者系廣東華僑博物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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