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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硝煙的戰(zhàn)場
——回憶建國前夕父親連貫和他的戰(zhàn)友們
2009年No.4 僑務回顧 作者：連子
1948年秋，香港,某個夜晚。
“砰砰，砰砰”！一陣陣雜亂而又瘋狂的砸門聲驚醒了正在熟睡的我。睜開惺忪的睡眼，我看到一群港英警察七手八腳抄家。這時只有媽媽在，卻不見爸爸。當時只有三歲的我嚇得哭鬧著問媽媽：“爸爸哪里去了？”長大后才知,父親是中共中央南方局香港分局專門工作領導小組的負責人之一，當時正按照黨中央的指示，將香港的愛國民主人士秘密轉移到北方解放區(qū)參加新政協(xié)籌備工作。抄家時已經(jīng)是他護送郭沫若、許廣平、翦伯贊等第三批人士北上的第三天了。這批人到達東北解放區(qū)之后，父親接到周恩來同志電示，便趕往中共中央機關所在地—河北平山縣西柏坡。周副主席聽完工作匯報后又告訴他：“據(jù)香港分局電報，你離港后三天，住家就受到了港英當局的搜查，看來，你不能回香港去了……。”原來，中國共產黨即將召開新政協(xié)，各民主黨派的領導人和著名愛國民主人士紛紛經(jīng)過香港從海路進入北方解放區(qū)的事，早已引起海內外的注視，反動派更是仇恨萬分伺機破壞。父親所在的中共香港分局統(tǒng)戰(zhàn)委員會的機關香港天后廟道4號—我們的家，是許多民主黨派領導人經(jīng)常聚會共商國事的地方，自然也就成為反動派窺伺和破壞的主要目標之一。父親陪第三批北上人士離港后，港英警察便借機搜查了房子，搶走了文字資料，甚至連他的私人照片、書籍、衣物都不放過，通通給抄走了。那之后，父親根據(jù)周副主席的指示回到了黨中央的懷抱，留在西柏坡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開始了新政協(xié)的籌備工作。
(一)接受指示
其實新政協(xié)召開的醞釀、 籌謀工作早在1946年11月國民黨反動派悍然召開偽國大最，終關閉了國共和談的大門起就已經(jīng)逐步展開。當年8月底，父親曾到南京梅園新村和上海思南路107號(舊名馬思南路)“周公館”分別向董必武、 周恩來同志匯報東江縱隊北撤和善后工作。他們代表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說：從6月下旬國民黨軍隊進攻中原解放區(qū)開始，內戰(zhàn)已全面爆發(fā)了。蔣介石已經(jīng)撕毀了和談的假面具，時局迅速惡化，我們也做好了撤走的準備。我們一走，大批民主人士在上海、南京也就呆不下去了。有些民主人士、文化藝術界人士，還有些干部都要轉移到香港等地，要為安排這些人做好準備。
香港這個特殊地區(qū)在一定條件下是有利于開展革命工作的。我黨曾經(jīng)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充分發(fā)揮過其特殊的作用。父親返回香港后馬上向中共中央香港分局負責人方方和尹林平同志作了傳達和匯報。周副主席和董老的這次面諭以及他們對革命的高度責任感和苦心孤詣的精神深深地鼓舞并感染著父親，他滿懷戰(zhàn)斗的豪情和勝利的信心投入到了迎接新中國誕生的艱苦斗爭。
(二)投入戰(zhàn)斗
由于國民黨統(tǒng)治集團發(fā)動全面內戰(zhàn)，加緊對愛國民主運動的鎮(zhèn)壓，全國籠罩著白色恐怖，許多進步學者、 教授、 民主人士以及各地受到迫害的學生都紛紛來到香港。把他們安置好并予以適當照顧，是香港黨組織的一項重要任務。早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前夕，1945年6月董必武同志到美國參加聯(lián)合國大會時，就曾邀請著名教育家陳其瑗回來辦學。陳先生是國民黨左派，籌辦過廣東中山大學，當過廣州國民大學校長。他果然于1946年夏回到香港，并找到中共廣東區(qū)黨委書記尹林平，說明原委。與此同時，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也提出在港開辦一所大學，好安排一批教授學者。于是父親多方奔走、 四處商議，籌辦香港達德學院。在父親及饒彰風等同志的積極推動組織下，很快就成立了以李濟深先生為董事長與蔡廷鍇、丘哲、張文等各民主黨派著名人士組成的董事會,并一致同意聘請陳其瑗先生為院長。還說服蔡廷鍇將軍借他在九龍青山的私人別墅為校舍。同年9月在黨組織促成下，由民主人士出面申請，經(jīng)港英政府同意注冊立案后，達德學院正式成立了，隨后便登報招收新生。學生來自北平、上海、廣州等國統(tǒng)區(qū)的城市和全國各地,還有一部分是從東南亞回來的華僑革命青年和少數(shù)來自華南各地游擊區(qū)的學生。中共香港分局非常重視學院的工作，父親作為黨的代表親自出席了開學典禮。開學不久就開了一次專門會議，研究辦學方針、學制和黨的工作問題,還指派了黃煥秋同志在學院專職做黨的工作。達德學院辦了兩年半(1949年3月被港英當局封閉)，時間雖然不長，但在當時，學院集中了許多我國第一流的進步學者專家從事教學，吸引了海內外諸多有志青年在那里求學，為華南地區(qū)解放戰(zhàn)爭輸送了一批干部，也為新中國成立后的建設儲備和培養(yǎng)了一大批干部。學院700名優(yōu)秀學生陸陸續(xù)續(xù)都投身于偉大的人民解放戰(zhàn)爭之中，先后有19位同志壯烈犧牲。所有的同學都為新中國的成立和建設做出了貢獻。學院的許多負責人和教授后來都參加了新中國第一屆政治協(xié)商會議，擔負了國家各部門的領導工作。
在港的統(tǒng)戰(zhàn)工作對象人數(shù)不少，為了進一步開展爭取愛國民主人士的工作，香港統(tǒng)委的委員們(譚天度、羅培元、羅理實等)分頭負責對他們加緊聯(lián)系和思想交流。在歷史的轉折關頭，民主黨派人士思想的變化發(fā)展也是異常復雜。父親便和同志們研究，除進行個別接觸工作，還采取了一種比較生動活潑的工作形式即“雙周座談會”，對外也叫做“聚餐會”。會上座談內外形勢，議論有關政策和決議,邊說邊議不拘形式。聚餐會是輪流做東的，共產黨做東時，多半由父親主持，就在我們的家里—也就是統(tǒng)委辦公機關舉行；民主黨派做東時就在沈鈞儒或李濟深家里舉行。第一次聚餐會是在我們家開的，出席的人有何香凝、李濟深、沈鈞儒、郭沫若、沈雁冰、彭澤民、鄧初民、蔡廷鍇、譚平山、柳亞子、馬敘倫、章伯鈞……濟濟一堂。中共香港分局書記方方和潘漢年同志都參加并講了話。父親在聚餐會上是一個比較活躍的人物，他的發(fā)言多半是黨的政策或某個決議的解釋，他講起話來具體生動，邏輯清楚，條理分明；在交談時又能耐心聽取別人的意見，因而成了大家的知心朋友。通過座談會和輔以一系列個別細致的思想工作，各民主黨派思想比較一致了，內部團結加強了，組織也進一步鞏固，革命主動性也發(fā)揮得更好了。
為了保證這些著名民主人士的安全，父親費了許多心血，絞盡腦汁。比如住房問題，為了安全和方便，許多著名人士必須租用較高級的房子，有的出于多方面考慮還需同時租用幾處住房。盡管當時困難的確不少，黨組織還是盡力解決的。父親和母親還輪流將黨給著名人士的生活補助費親自送到他們手中。香港分局的活動經(jīng)費主要靠中央支持，另一方面還得靠自己籌措。所以全體工作人員生活就異常艱苦。盡管口稱“老板”的父親出門穿著西服革履，可一回到家里就全部脫掉換上粗布衣褲。他還詼諧地指著自己的西裝對同志們說：“你們看我這套西服，其實它不過是戲臺上的道具，是演出時才用的呀！”
1948年中國革命勝利在望。美蔣反動派為阻止中國革命繼續(xù)前進，開始扶持所謂“新的第三方面”、“新的第三勢力”，唱什么“中間路線”的調子，公開鼓吹“曾受教育的愛國人士要組織新黨”，“支持政府謀取和平的努力”等等。在港的一些人士中也有人對此存有幻想。父親旗幟鮮明地通過統(tǒng)委的工作組織民主人士對所謂“第三勢力”進行揭露批判。黨的報刊《華商報》、《群眾》等也先后發(fā)表文章擺事實講道理，有力地打破了一些人對“中間路線”的幻想，教育和幫助曾一度搖擺不定的民主人士。在港的各黨各派紛紛宣布“不搞第三勢力”，全力支持人民解放戰(zhàn)爭。著名愛國將領蔡廷鍇主動把家鄉(xiāng)的全部武裝交給當?shù)赜螕絷牐С秩嗣窠夥艖?zhàn)爭。1948年春人民解放戰(zhàn)爭節(jié)節(jié)勝利，國民黨在軍事上、政治上、 經(jīng)濟上已陷入全面危機。4月30 日中共中央適時地發(fā)布了紀念“五一勞動節(jié)”口號，號召“各民主黨派 、各人民團體、 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xié)商會議，討論并實現(xiàn)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lián)合政府”。這時，在香港的各民主黨派、 民主人士的步調就基本一致了。5月5日他們通電全國，熱烈表示“全國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討辦法，以期根絕反動，實現(xiàn)民主”的決心，并聯(lián)名致電共產黨中央毛主席，響應中共中央的五一號召。從此，“聚餐會”很自然就轉入了有關新政協(xié)召開等問題的討論，一個以香港為中心包括海內外華僑、 愛國人士的新政協(xié)運動蓬勃開展起來了。1948年8月毛主席復電香港的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各人民團體、 無黨派及著名人士，對他們贊同召開新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并熱心促其實現(xiàn)表示欽佩，希望他們對召集此項會議的時機、 地點、 召集人、 參加的范圍和討論的問題等等提出意見，共同研討。香港的新政協(xié)運動因而跨入了實際行動。從此時起 ，積極推動籌備新政治協(xié)商會議就成為我南方局地下黨的重大政治任務。
正當在港民主人士熱烈商討新政協(xié)有關事宜的時候，著名愛國僑領司徒美堂先生于1948年8月12日在香港建國酒店7樓的航空廳舉行了記者招待會，對包括國民黨中央社在內的香港《華商報》、 《大公報》、 《星島日報》、 《工商日報》、 《華僑日報》等十多家新聞單位的記者發(fā)表了國是主張。他表示：“本人雖然年邁，但一息尚存，愛國之志不容稍懈。本人即將返美參加洪門大會，討論國內形勢，提出政治主張，以貫徹洪門革命目標。”這是司徒老人為躲避美蔣特務隱居多時后的第一次公開發(fā)言，字里行間流露出一位華僑老人對祖國前途和命運的深切關懷。香港各報以頭條新聞爭相報道，轟動一時。招待會前后父親秘密與他交談過對時局的看法，傾聽他對召開新政協(xié)的意見、 建議等，以便上報黨中央。根據(jù)中央指示，同年10月父親又以八路軍、 新四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的身份公開為司徒美堂先生返美設宴餞行。宴會在沈鈞儒先生住所舉行，席間賓主談笑風生，大家憧憬著即將召開的新政協(xié)以及未來的新中國，為之頻頻舉杯慶賀，氣氛十分熱烈。司徒先生更是感懷尤深，特授意秘書起草《上毛主席致敬書》，表示衷心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特向“出斯民于水火”的毛潤之先生致敬。他鄭重表示“新政協(xié)何時開幕，接到電召當即回國參加”。隨后，他親筆書寫了該致敬書，鄭重地簽字蓋章。1949年1月，毛主席在百忙中，特對該致敬書作了回復，誠邀他和各民主黨派各界民主人士，蒞臨解放區(qū)參加新的政治協(xié)商會議。這一邀請立即又得到各方面的熱烈響應。2月，著名僑領陳嘉庚先生在新加坡接見美聯(lián)社記者，談及中國人民勝利的新局勢，他認為“中國應有一個包括中共、民盟以及李濟深等各方面人士組成的聯(lián)合政府；除國民黨反動派以外，各方面都可以參加。在新政府中，握有控制權力的當為中共，因為中共具有數(shù)十年之豐富經(jīng)驗，對中國實際情形有充分的了解，而且擁有甚多優(yōu)秀的人才。”言語之中，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行將誕生的人民民主政權充滿信心。眾所周知，陳嘉庚、司徒美堂等著名僑領后來都引人注目地活躍在新中國的政治舞臺上。
(三)護送北上
1948年底到1949年夏秋之際，中共香港分局根據(jù)黨中央的指示，秘密護送困留在香港的眾多民主人士離港北上解放區(qū)，投入新政協(xié)的籌備工作并參加新政協(xié)會議。早在中共中央發(fā)布《紀念五一勞動節(jié)口號》前后，周恩來同志就曾通過有關方面探索順利進行這項任務的方法和道路，特別派遣錢之光同志負責打通往來解放區(qū)與香港之間的通道。1948年8月初，周副主席致電錢之光：“以解放區(qū)救濟總署特派員名義前往香港，會同方方、 章漢夫、 潘漢年、 連貫、 夏衍等，接送在港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qū)參加籌備新政協(xié)。”香港分局同時接到有關指示，迅速成立了專門工作領導小組，進行周密安排。怎樣把香港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愛國民主人士安全地接到解放區(qū)，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也是一場嚴重的斗爭。考慮到海上航行特別要經(jīng)過臺灣海峽，可能會遇到國民黨海軍的活動，也考慮了香港當時的復雜情況，如何保證安全離港、 如何分批行動、利用哪個國家的船只、 何時開船誰人護送…… 都要視民主人士的準備情況和香港的政治氣候等等因素來決定，絲毫出不得半點差錯。為保證旅途的安全，領導小組商定，除每批都要有香港分局同志陪同外，還派出在港其它機構熟悉旅途情況的同志負責護送。黨中央指示每一批計劃都要報告周恩來同志，得到批準后再付諸實施行動。所有在港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知名愛國人士約一百多人先后分四批北上。前兩批乘坐的是蘇聯(lián)貨船，經(jīng)伯力、 海參崴到大連。第一批有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等人。第二批有李濟深、彭澤民、鄧初民、朱蘊山、沈雁冰等人。這其中李濟深先生的離港就曾經(jīng)使父親他們頗費了一番周折。李當時是中外關注的人物，多種政治勢力都想拉攏他，國民黨反動派則要暗算他。港英當局早就在他半山住宅對門的樓上布置了特務，朝夕秘密監(jiān)視著他的行動，港英警察還時時以關心他的安全為名，公開上門“探訪”。為了他的安全北上，父親他們費盡心思，“導演”了一出頗具戲劇性的逃脫情節(jié)來。離港前讓他經(jīng)常公開出外打牌消遣，以麻痹外界視線；決定離港當晚他積極配合統(tǒng)委安排，在家大宴賓客，故意只穿一件小夾襖而把外衣掛在客廳的衣架上。正當親朋暢飲、觥籌交錯之際，他卻悄然離席轉進廁所，而后迅速出門鉆進一部剛剛停在門前等候的汽車里直奔《華商報》董事長鄧文釗先生家中。當晚深夜，統(tǒng)委的同志悄悄把他護送到一艘遠洋貨輪上，次日安然離港。三天后，《華商報》才披露李濟深先生已北上解放區(qū)的消息，使人們如夢初醒，特務們懊惱不已。他們這批人士到達大連后，李富春、張聞天等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專程從哈爾濱來到這里迎接李濟深先生等人。
1948年10月下旬，父親護送第三批—郭沫若、許廣平、翦伯贊、馬敘倫、胡繩、沙千里等三十多人乘座一艘專門租來的挪威貨船一起北上。11月初，當船只順利通過臺灣海峽進入黃海后，一天早晨許廣平先生的公子周海嬰擺弄收音機時，忽然收到了新華社的播音，聽到沈陽解放的消息，全船為之歡騰！在郭老的建議和組織下，大家開了慶祝聯(lián)歡會，載歌載舞，好不興奮！這條挪威船原定是駛往釜山的，后經(jīng)父親同船主反復商量交涉，船直接開到了大連。到達大連不久，郭老等著名人士由東北局的同志接往哈爾濱，父親就經(jīng)煙臺輾轉到達西柏坡了。1949年3月父親參加完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七屆二中全會后便隨中央機關人員進入了北平，6月15日當選為新政協(xié)籌備會常務委員會副秘書長，緊張地投入各項籌備工作。9月21日舉世矚目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父親被選為華南解放區(qū)的代表光榮地出席了這次盛會，還代表華南解放區(qū)人民在大會上發(fā)了言。而我和媽媽隨同許滌新伯伯等第四批北上人士，乘船經(jīng)大連到北京后，見到父親已經(jīng)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的前夕了。我們終于看到了新中國誕生的盛況，當嶄新的五星紅旗在藍天上冉冉升起時，父親的眼睛濕潤了。1997年我作為工作人員參加香港回歸交接儀式，看到五星紅旗在香港會展中心上空升起時，就深深體會并感受到了父親那時的心情……。
注：連貫(1906年10月-1991年12月)越南歸僑。曾任中共港九工委文化書記；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秘書長，機關書記等職務，后職務不斷提升，曾任國務院僑辦副主任、全國僑聯(lián)副主席等職務。(作者系國僑辦退休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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