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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摘編
2022年NO.4 觀點摘編
以社會學方法探究美國華僑華人問題
中美之間的人文交往源遠流長，華僑華人在美國辛勤工作、開拓奮斗，為美國經(jīng)濟、科技、文化發(fā)展和社會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部分華人先輩甚至在艱險繁重的勞動中付出了寶貴的生命。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美國現(xiàn)有華僑華人400余萬，研究美國華僑華人問題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和學術價值。美國華人學者周敏以社會學方法探究美國華僑華人問題并產(chǎn)生較大影響，值得關注。
首先是定性與定量相結合研究唐人街。多年來，海內外眾多學者對美國華僑華人問題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探討，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周敏于20世紀80年代中期赴美從事社會學研究，其對唐人街的研究主要立足于以下兩種分析方法：一是根據(jù)美國聯(lián)邦統(tǒng)計局公開的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做定量分析，二是根據(jù)其在唐人街進行田野調查收集到的資料做定性分析。她將這兩種方法有機結合，這對于當時的美國華僑華人研究來說是一種創(chuàng)新。
其次是以多向分層同化理論分析華裔境遇。周敏通過社會學研究方法，力圖尋求新的理論視角來分析20世紀60年代后出生在美國的華僑華人二代以及他們融入美國社會的過程。她提出了多向分層同化理論，認為來自不同遷移背景的華僑華人二代不可能以同一路徑融入美國主流社會，他們有可能向上、向下或橫向地融入美國社會。
——陳云云，張梅：《以社會學方法探究美國華僑華人問題》，原文載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22年7月18日第7版。
華僑華人參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潛在邏輯
生活在跨時空、跨族群、跨文化、跨地域視角下的海外華僑華人與全人類命運始終深度融合、相連相通。他們作為溝通中國與世界的橋梁，推動全球的交流互動，促進全人類“認同體、共有體、共同體”的構建。在流動的現(xiàn)代社會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充分發(fā)揮海外華僑華人在國際舞臺中的作用與力量，遵循著經(jīng)驗、學理與實踐三方面的邏輯。
在經(jīng)驗層面上，華僑華人從聚居到散居的社會事實回應了華僑華人構建共同體的可能性。在學理層面上，客觀的族群符號、反身的文化認同和指向性的集體記憶使有聚有散的海外華僑華人生成“形散神不散”的不朽凝聚力，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建立有層次、有重點、可利用的互動和情感網(wǎng)絡，構建多樣化的共同體形態(tài)。在實踐層面上，華僑華人長期保持的松散聚合關系通過共同體的范式轉換，不僅實現(xiàn)了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的衍化、延伸與超越，還恰好對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思維。調動海外華僑華人參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體積極性，不僅有助于改善華僑華人的海外生存發(fā)展環(huán)境，推動中國與世界的良性互動，還有助于構建共生共享共贏的全球治理格局。
——劉靜：《華人華僑參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潛在邏輯》，原文載于《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3期。
龍獅運動在全球華人社會中盛行，是華人文化的重要表征之一。在越南境內，華人傳承的民俗文化、語言、藝術、文學在越南落地生根，作為華人集體的文化記憶，形成華人共通的意義與交流空間，胡志明市也曾因華人文化的集中與傳播被稱為“全球最大的唐人街”。
近年來，全球華人龍獅文化交流日趨頻繁，越南龍獅文化運動與中國國內的交流更加密切，且越南華人龍獅文化在越南的跨文化互動中延伸出在地化的發(fā)展特色。越南戰(zhàn)爭是胡志明市華人舞龍舞獅近現(xiàn)代發(fā)展的分水嶺。越南戰(zhàn)爭前，華人龍獅組織依附所屬會館創(chuàng)建發(fā)展，成員多為同一行業(yè)者，華人聚集學習武術、舞龍舞獅技能，而后受阻于戰(zhàn)亂，龍獅團多休停、解散。上世紀90年代，華人舞龍舞獅運動逐漸恢復，衍生各類商業(yè)活動，國際交流增加，助推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胡志明市華人舞龍舞獅共同體整體性的發(fā)展，得益于與中華藝術、醫(yī)學融合，參與社會公益、關注弱勢群體與華人媒體、國際傳播的推動，而表演商業(yè)化的傾向等成為龍獅文化傳承的阻礙。
——莫上崇，許婉華：《越南胡志明市華人舞龍舞獅近現(xiàn)代發(fā)展探析》，原文載于《八桂僑刊》2022年第2期。
創(chuàng)新型人才作為重要的生產(chǎn)要素，對促進區(qū)域創(chuàng)新和競爭力提升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高被引科學家作為科研人員的杰出代表，是創(chuàng)新型人才的重要組成部分。基于全球高被引華人科學家的履歷數(shù)據(jù)，運用Heckman二階段選擇模型，對科學家工作階段流動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探究復合的人口遷移理論在高端人才流動中的適用性。
研究發(fā)現(xiàn)：高被引華人科學家的人才流動軌跡表明，科學家的移動遷入地主要是國內外的核心城市；高被引華人科學家工作階段流動主要發(fā)生在中國和美國之間，中國城市多為人才遷入地，美國城市多為人才遷出地；復合的人口遷移模型對高被引華人科學家工作階段的區(qū)位選擇解釋作用明顯；高被引華人科學家國內外城市移動選擇的影響因素不同，科學家的國內流動受到地理距離的限制，而遷入城市的拉力是高被引華人科學家產(chǎn)生跨國移動的主要原因。 此外，研究還表明，國內和跨國分類研究中科學家的個體特征均不顯著，國內移動遷出地的推力作用不明顯，遷入地的拉力作用明顯，地理距離呈現(xiàn)顯著負向效應。
——孫康，司月芳：《創(chuàng)新型人才流動的空間結構與影響因素——基于高被引華人科學家履歷分析》，原文載于《地理學報》2022年第8期。
論僑批檔案在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中的作用
來自民間的僑批檔案記錄真實，內容豐富，是華僑歷史的集體回憶和寶貴遺產(chǎn)。僑批檔案呈現(xiàn)華僑的愛國主義精神、誠信精神和艱苦奮斗精神，蘊含著優(yōu)秀的民族精神，是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是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特色素材，為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增添了新內容和新平臺。僑批檔案和僑批精神值得學習、傳承和發(fā)揚，其社會和文化價值值得深入研究發(fā)掘。
利用僑批檔案開展愛國主義教育的措施如下：引導僑批檔案進校園，提升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教學建設；加大僑批局遺址的保護力度，使遺址成為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特色精品基地；重視僑批檔案展覽，營造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的濃厚氛圍；拓寬僑批檔案的宣傳方式，建立僑批檔案數(shù)據(jù)庫，實現(xiàn)僑批檔案在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中的網(wǎng)絡化、信息化和數(shù)字化價值；加強僑批檔案工作的合作交流，落實合作機制，使僑批檔案更加科學理性地為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服務。
——陳愚，萬貴梅：《論僑批檔案在新時代愛國主義教育中的作用》，原文載于《寧德師范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1期。
粵劇在新加坡華人社會
傳承的三種形式與角色變遷
新加坡是粵劇在東南亞傳播的中心，在新加坡多元族群的文化環(huán)境之下，流散海外的粵劇主要以街戲、會館、社團三種形式存在，分別代表著粵劇在當下新加坡發(fā)展的不同面向。對粵劇影響最大的是基于新加坡國家“族群融合”的一系列文化與族群政策，從大環(huán)境上造成了當下新加坡粵劇在華人社會中角色的變遷。
粵劇街戲雖然衰落但仍然作為“文化遺產(chǎn)”得以保留，反映了地方傳統(tǒng)作為族群的記憶對華人仍具有獨特意義；地緣會館中粵劇多元角色的轉變折射了粵劇對于時代的適應，以及當代華人方言群體對于“華族”的身份認同與文化建構；業(yè)余社團敦煌劇坊“明日之粵劇”的實踐反映了新一代華人知識分子對于國家認同與地方文化關系的表述與認知，體現(xiàn)了粵劇在多元族群語境之下文化價值與功能的轉變。粵劇在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多重角色展現(xiàn)了與原生地不同的“新加坡”特質，也反映了新加坡華人“融合”與“差異”共存的族群認同。
——潘妍娜：《粵劇在新加坡華人社會傳承的三種形式與角色變遷》，原文載于《民族藝術》2022年第1期。
(暨南大學世界華僑華人文獻館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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